以下文字节选自《基督教与世界观》

第二章基督教世界观的“导论”

全书精彩，欢迎购书。

随着从19世纪进入20世纪，许多有名之士大胆地尝试界定刚刚逝去的一百年的时代特征。尽管只是提供一项近似的界定，他们尝试如此行是为了就生命潮流的动向提供自身的见解。

然而，他们要勘察的领域如此之广，吸引他们注意的现象如此多样、重要且复杂，以至于无人能成功地以单一的公式去概述那个迅速发展的世纪，或以某些单一的特征来定义未来的动向。当有人在历史与自然科学之觉醒中寻觅上个世纪的特定特征时，另一边则有人关注商业的发展、机械制造的意义、对解放的渴望或民主的进展。

尽管有些人认为我们今天生活在以新神秘主义（neomysticism）或新浪漫主义（neo-Romanticism）为标志的时代，但另一些人则认为心理主义（psychologism）或相对论、自主性（autonomy）或无政府状态（anarchy），是对我们过去一直在进展之动向的更佳描述。虽然真理或许确实可在这一切名称中被发现，但这些名称无一表达了现代生活的丰富。

因为在现代中首要冲击着我们的，是消耗自我（self）的内在不谐，以及驱使自我的焦躁性忙碌。“世纪之交”（fin de siècle）被描述为一段过渡期（overgangstijdperk）；可是此称谓意义甚微，因为每个时期都是一个过渡期。

但这一时刻的独特性在于，当每个人都察觉“世纪之交”无法像这样继续下去，并且有些人相较他人更期望这个时刻迅速逝去时，每个人都将这个时刻视为一个过渡期。我们的思考和感觉、决意和行动之间不和谐。宗教与文化、科学与生活之间亦有不谐。

这个时代缺少一个“合一的”（einheitliche）世界观和生活观（wereld-en levensbeschouwing），因而该词就是我们今日的标语。对此种和谐的追寻，是一切有兴趣跟随他们时代之人所要参与的工作。

“勒南时期”（period  of  Renan）连同其科学唯物主义、宗教现代主义、道德功利主义、审美自然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都不再是时代的精神。

于是，年轻的一代出现了。他们对已被唤醒但未被满足的期待感到失望，并再次被存有的奥秘所折磨。新生代开始浮现，把我们迄今为止光荣推进的洞见，替换为对围绕我们的未知（ongekende）与不可知（onkenbare）之事的认可（erkentenis）。在对科学和文化持续偶像化的同时，我们觉察到向神秘的观念论、未见之事的模糊信念的回归；这在各个研究领域都有影响。

若我们愿意，就可以发觉对赤裸裸的利己主义的无耻运用，也可以看到为群体献身；即便这种献身具有疯狂的禁欲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形式，这也使我们充满敬意。在文学和艺术中，最平淡的实在主义，与对自然和历史中的神秘主义层面的热爱，以及与对象征性事物（sym-bolische）的尊崇，相互交换。爱国主义在这里沦为狭隘的沙文主义（chauvinism），因而为了“无家可归的人性”（vaderlandlooze menschelijkheid）而牺牲。环境理论和种族本能理论的地位，遭受英雄崇拜、天才膜拜（genieëncultus）和超人（Übermensch）神化的挑战。除了一个尊荣一切存在的历史性意义（historischen  zin），我们还发现了一种鄙视历史层面的革命性冲动。

复古（repristination）和解放（emancipation）为了战利品相互角力。马克思和尼采联手赢得公众的青睐。文明的人性在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民主体制与贵族体制、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无神论与泛神论、不信与迷信之间来回摇摆。

然而，这两个运动的共同点无疑是对普遍的基督教信仰的厌恶。纵然现代运动确实各有不同，但历史的基督教显然已经过时了。它不再符合我们哥白尼式的世界观、我们对自然及其不变法则的了解、我们的现代文化、我们对生活展望的今世性（Diesseitigkeit）、我们对物质的价值观。《圣经》的思想世界（gedachtenwereld）不再内嵌于我们观点的框架（kader  van  onze  denkbeelden）。

整个基督教，连同其三位一体和道成肉身、创造和堕落、罪咎和救赎、天堂和地狱的教导，都属于一个过时的世界观，因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它不再对我们这世代说话，并且因一道鸿沟而与我们的现代意识和生活隔绝。迈尔·本 菲（Meyer-Benfey）说道，“上帝”、“灵魂”和“不朽”这些“旧观念”（Schlagwörter）对我们已经失去意义。

今天谁仍觉得有必要争论上帝的存在呢？我们不再需要上帝，在我们的世界中，祂不再有立足之地。让老迈的隐士在树林里继续敬拜他的上帝。我们这些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的青年，知道上帝已死，且不会再复活。

然而，这种对基督教的弃绝，与现代生活中困扰我们的内在不谐汇聚，促使人们质疑这两种现象是否也有因果关系。当我们看到没有人能为基督教信仰的消亡而感到安慰，并且每个人都在幻想寻找一种新宗教时，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迫切了。

尽管成千上万的人嘴巴上说，不仅基督教，所有宗教都终结了，可是每天都呼吁新宗教、新教理和新道德之人的数量在逐步增加。认为宗教信仰已经过去的那个时代，从我们眼前飞逝而过。怀着科学、美德或艺术会使宗教变得多余之期待的人只占少数。

正是宗教的失落在各地产生众多新宗教的创立者。这些宗教由最诡异和最疯狂的元素构建而成。有人投身达尔文和海克尔、尼采和托尔斯泰、黑  格尔和斯宾诺莎这些流派。有人则根据宗教性土地和民族的历史，前往印度和阿拉伯、波斯和埃及寻找他想要的事物。有人从神秘学（occultism）和神智学（theosophy）、灵性主义（spiritism）和魔术借用素材。

因此，一切都成为宗教崇拜的对象，包括世界与人类、英雄与天才、科学与艺术、国家与社会、精神世界与自然力量。这些都各有自己的神性。不仅如此，宗教已成为许多人的私事，并按他们自己的意愿而安排。

然而，他们所有人都希望致力于“宗教的改进”（Weiterbildung  der  Religion），一个尚未出现的新宗教，一个可以取代和修缮超自然且“他世性”（jenseitige）基督教的“今世性宗教”（Diesseitsreligion）和“世界宗教”（Weltreligion）。

基督宗教不以冷漠看待对堕落人性的探究和摸索，乃是保持沉着的平静，甚至带着喜悦的确定。它对立于现在以宗教名义进行推销的事物。如果我们了解基督教的权利（recht）并希望维护它的本质（wezen），那么我们除了对当今制度以及由其自身发明并塑造的世界观采取坚定反对的立场，别无选择。这里并无“中介”（Vermittlung）的问题，亦无复和的想法。时代太严峻了，以至于无法轻率地对待这个时代的精神。

基督教信仰与现代人之间深刻而鲜明的对立必使我们认识到，从两者中各挑选一部分是不可能的，而二中择一已责无旁贷。不管宁静有多么美好，斗争都落在我们身上。

然而，我们没有理由感到沮丧。敌人自身向我们提供了与他作战的武器。当基督教所提供的复和被拒绝时，内在于人心的上述分裂就会不可避免地浮现。我们本质（wezen）中的一切不和谐都源于以下事实：根据我们良知的见证，虽然我们因罪孽与上帝隔离，但是我们不能失去与祂的团契。如果我们因为基督教不适合我们而予以拒绝，那么它同时证明了它对我们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正当这个世界呼喊“远离基督”时，基督在祂的死中正好表明，只有祂才能给世界带来生命。基督教并不适合现代人类所形成的有关世界和人生的反常概念，而是与之截然相反。可是，因着世界与生活就是自身之所是，它们彼此之间就有更好的契合。凡摆脱了今日的偶像，并认识到要超越科学和学院中盛行之偏见的人；凡清醒和警觉地直面事物本身，并按着世界和人类、自然和宗教自身真实之所是而待之的人；他们都会更加坚持，甚至强化以下信念，即基督教是唯一拥有契合世界和生活之世界观与生活观的宗教。

基督教的观念和实在的意义同属彼此，就如同钥匙和锁头一样；它们同在一处才有意义。古时就在处理的三大问题清楚说明了这一点；这些问题亦塑造了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

在古希腊，哲学被普遍地称为科学（wetenschap），并被分为辩证法、物理学和伦理学。这些名称的含义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被修改，或是替换为別的名称，例如逻辑[智能论（noëtica）]、自然和精神的哲学；但是，所有分类最终都归结为这古老的三部曲。 

人类精神（geest）所面临的问题总是回归于此：思考与存有、存有与成有、以及成有与行动之间的关系为何？我是什么？世界是什么？我于此世的定位和职责是什么？独立自主的思考无法就这些问题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它在唯物主义和灵性主义、原子主义和动态主义、律法主义和反律主义之间，摇摆不定。但是基督教保持了（它们之间的）和谐，并向我们揭示了一种智慧；这智慧使人与上帝之间得以复和，并由此带来与自身、世界和生命的复和。

以上文字节选自《基督教与世界观》

第二章基督教世界观的“导论”

全书精彩，欢迎购书。